P2P交易應基于信用評級與信用分析，而非擔保
發布日期：2015-11-13
這是一個無準入門檻、無監管、無行業規范和自律的行業。一年來，各種P2P平臺的倒閉、跑路、非法集資事件不絕于耳。但另一方面，大量資本仍在搶灘這個方興未艾的領域，無論是VC、PE還是產業資本，紛紛摩拳擦掌，試圖掘金P2P業。
“由于風險管理沒有解決收益的當時性和風險的滯后性，未來肯定還會有一批平臺倒閉。”一位業內人士向記者表示，“但資本的不斷介入，說明P2P的發展是大勢所趨。”
毫無疑問，P2P行業的倒閉潮與投資潮，將加快整個行業的分化、洗牌與成型。而當下的“群雄亂戰”中，如何找到適合自己的模式與定位，在規模擴張與資金安全間取得平衡，考驗著所有P2P的淘金者。
征信難題
“在中國做P2P和在歐美不一樣，我們做的不只是P2P這一件事，還包括之前的征信、評級、找資產，再到P2P平臺的搭建，幾件事全合在一起。”網信金融CEO盛佳稱，由于各個環節都要親力親為，不少P2P公司的人員規模很大。
而在這些環節中，最核心的障礙就在于征信系統的不健全。在由上海新金融研究院主辦的2014上海新金融年會暨互聯網金融外灘峰會上，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謝平說，征信系統的不發達，直接制約了目前P2P網貸的信用評估、貸款定價和風險管理，“很多東西沒有免費開放，也查詢不到。”因此，許多P2P平臺不得不開展線下的盡職調查。征信成本高企，從而推高了貸款利率。
以點融網為例，其平臺上需要融資的個人占到一半以上，剩下的是小微企業。剛上線時，點融網對借款用戶的審批率只有20%左右，該數字甚至一度低到14%。經過小心翼翼的嘗試，公司計劃將審批率慢慢提升到30%。
假使一家小微企業需要申請貸款，點融網會實地考察其每天的經營流程，查看老板個人的資信，“比如看他有沒有經常拖欠信用卡、拖欠網貸等等。”通過這些數據，公司試圖對企業的風險進行考評。
通常情況下，點融網會根據企業或個人的收入水平、資產情況、借款用途、借款期限、借款金額等，在一個綜合的打分體系內進行打分。資質較好的小微企業，年貸款利率大約在14%-15%，資質差一些的，年貸款利率接近17%-18%。對于個人，點融網給出的年貸款利率一般接近或超過20%、
“任何一個人群或行業，一旦發生壞賬的臨界風險，我下個月就可以提高這個行業的利率，甚至我可以按周來提高某個行業的利率。”點融網CEO郭宇航稱。這樣一來，高利率扣除壞賬率及平臺的合理利潤，依然能剩下可觀的回報分配給投資人。據悉，公司每周都會對過去一周、一個月內發生的新增逾期和壞賬進行全面回顧，找出問題的原因后，在新的利率定價中予以體現。
另一家P2P公司拍拍貸，則會根據用戶提交的資料及其在網絡上的行為記錄，將客戶分為幾個細分群體，并為其制定相應的貸款利率。拍拍貸CEO張俊稱，公司除了了解借款申請人的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收入、負債等基本情況外，還會在新浪微博、Qzone等社交網絡上觀察借款人的留言，同時分析其在拍拍貸網站的瀏覽行為。這樣一來，針對單個申請人，拍拍貸最多可以收集到400個左右的特征信息。在此基礎上，用戶的情況被代入相應的貸款模型，從而計算出他的信用等級。
即便如此，點融網和拍拍貸依然無法避免平臺上的違約和逾期。一些借款人會在經歷催收之后將貸款歸還，還有一些則涉嫌故意騙貸。點融網甚至發現，有些小微企業能按時還銀行的貸款，卻不還點融網上的貸款。
“應該說，征信體系與風險模型的不完善，使我們無法完全杜絕這類違約現象。”拍拍貸CEO張俊告訴記者，“國內有很多領域是數據孤島，比如婚姻、房產狀況等，這為P2P征信帶來了很大不便。此外，貸款模型對于風險的反應是滯后的，這種滯后性同樣會導致風險的增加。”
在此基礎上，違約信息不能進入央行征信，也是P2P平臺違約率和逾期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在郭宇航看來，違約成本低，變相放任了違約者的行為。
“如果民間線下借貸和網絡借貸中的違約信息能夠反向進入央行征信系統，會顯著降低違約現象的發生。”他說道，“這樣不僅能讓借款人提高信用意識，也能為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提供額外的信用信息。”
監管之惑
有業內人士指出，過去很多P2P公司活得滋潤，是由于享有高額利息差，且競爭相對不激烈。打個比方，一家P2P公司給投資人的年化利率為12%，但它每個月從借款人那里拿到的年化利息達60%。這種情況下，盡管壞賬率有時高達10%，但高額的利息差依然能覆蓋壞賬率，P2P公司也能得以繼續生存。事實上，只要P2P公司給出的收益率高于余額寶，就會有大量人群購買P2P產品。
但高收益的光環下，風險正逐漸累積。很多時候，借款人的需求在12個月以上，但大多數投資人從風控角度更愿意投資期限較短的平臺。于是，一些P2P平臺在聚集資金后，通過短存長貸的方式拆標進行資金錯配，形成了所謂的“資金池”。這其中，往往醞釀著巨大的流動性風險。
進一步說，一些P2P平臺借用新資金應付到期項目，一旦流入資金少于流出資金，平臺游戲也就隨之結束了。
吊詭的是，只要平臺還未發生資金斷裂，這些P2P們便依舊迅速地“攻城略地”。在謝平眼里，這種現象并不奇怪——因為互聯網的業務模式與金融機構強調的安全性之間，有著天然的沖突。
“互聯網強調的是先行者優勢、贏家通吃和邊際成本遞減，這使得P2P平臺有做流量和規模擴張的內在需求。”他表示，“為了擴大規模，一些網站不得不采取本金擔保、設置風險準備金、對接理財資金池等，這些都會觸及到監管紅線。”
換言之，不少P2P網站正處在“糾結”的狀態，“因為一個網站做不到規模就要死，想做規模又沒有信用數據基礎，沒有數據基礎就需要擔保、要做資金池，從而碰到了紅線。”用謝平的話說，有些P2P已經“走出糾結”做大了，但還有大量的P2P處在不大不小的尷尬區間內。這種情況會通過競爭慢慢改善，但眼下，如何有效地監管這個新興行業，成了擺在監管層和所有從業者面前的挑戰。
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長張承惠看來，P2P平臺說到底是一個中介機構，它利用互聯網技術來分析和管理風險，和銀行的管理風險方式有著本質區別。因此，P2P不能參照銀行的模式來監管，那些資本金、存貸比的杠桿要求都不應該有。此外，P2P監管的另一個重點在于防欺詐、反洗錢，防止P2P 平臺利用資金池進行違法違規的操作。
“在此基礎上，建立行業的規范非常重要。”她指出，這種規范涵蓋兩個方面，一是對P2P公司的日常經營指標制定一個全國統一的標準，比如違約率應該怎樣計算。眼下，每個公司都有不同的計算方法，導致這些數據不能真實反映每家公司的經營狀況。二是規范信息的透明度。
謝平則表示，數據基礎與外部監管是P2P網貸健康發展的前提條件，兩者此消彼長，其中數據基礎更重要。換言之，當數據基礎不發達的時候，外部監管的比重就會高一些。數據基礎越健全，外部監管也就越放松。
“在英國和美國，P2P公司的門檻是相當低的，一兩萬美元就可以注冊。”謝平稱，“P2P監管的關鍵是信息監管，而不是流動性、資本充足率方面的監管。你把股東、交易程序、管理者公開，把交易記錄備份好，將來可以作為打官司或事后處罰的材料。P2P監管始終要以數據為基礎，而不是設立資金門檻。”
畢竟，P2P網貸的本質，是通過互聯網搭建平臺，提供貸款服務。其本質不屬金融，收入也只能來源于服務項目，比如咨詢管理費、成交費等。“我們現有的監管理論完全是對銀證保這種傳統的機構設置的，不適用于P2P。P2P是IT，一定要從信息、IT、大數據、搜索引擎、充分披露這些角度來考慮P2P的監管。”他說道。
去擔保化
眼下，由于社會信用體系的缺失，國內幾乎所有的P2P公司都承諾本息擔保，不然很難吸引到投資人。但在美國，這樣的擔保形式并不存在。
據悉，國內的P2P擔保模式主要有三種：一是獨立的專業第三方融資擔保機構提供擔保；二是平臺對全部項目提供保障；三是小貸公司、典當行、個人甚至其他企業擔保。
然而，這三種模式并非“無懈可擊”。獨立的第三方擔保機構往往需要收取不菲的費用，這無疑增加了企業的融資成本，降低了回報率；而平臺本身目前并未設置準入門檻，風險識別能力也十分有限。一旦平臺的盈利不足以彌補風險損失，就會造成系統性的風險。在第三種方式中，由于個人和企業沒有擔保資質，同樣不能讓人信服。
這種情況下，多家平臺開始紛紛試水“去擔保化”。
思略特咨詢公司大中華區合伙人徐晉指出，“去擔保化”將是國內P2P網站未來的發展方向，因為平臺扮演的是“信息中介”的角色，沒有必要承擔違約責任，也沒有必要混業經營。否則，平臺的盈利模式將由原先的無風險服務性收入，變為有風險的擔保收入，發展的穩定性將受到極大影響。
“目前很多P2P網站聲稱能做擔保，實際上是假擔保。他們根本就沒有那個資本金去承擔違約的風險。”徐晉稱，“P2P的競爭對手其實是那些信用卡公司，后者一般不會去跟蹤用戶的收支情況，也不會要求擔保，而是計算壞賬的比率并承擔一定風險。”
在此基礎上，不少業內人士認為，真正的P2P交易應該基于信用評級與信用分析，而非擔保。
“由于風險管理沒有解決收益的當時性和風險的滯后性，未來肯定還會有一批平臺倒閉。”一位業內人士向記者表示，“但資本的不斷介入，說明P2P的發展是大勢所趨。”
毫無疑問，P2P行業的倒閉潮與投資潮，將加快整個行業的分化、洗牌與成型。而當下的“群雄亂戰”中，如何找到適合自己的模式與定位，在規模擴張與資金安全間取得平衡，考驗著所有P2P的淘金者。
征信難題
“在中國做P2P和在歐美不一樣，我們做的不只是P2P這一件事，還包括之前的征信、評級、找資產，再到P2P平臺的搭建，幾件事全合在一起。”網信金融CEO盛佳稱，由于各個環節都要親力親為，不少P2P公司的人員規模很大。
而在這些環節中，最核心的障礙就在于征信系統的不健全。在由上海新金融研究院主辦的2014上海新金融年會暨互聯網金融外灘峰會上，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謝平說，征信系統的不發達，直接制約了目前P2P網貸的信用評估、貸款定價和風險管理，“很多東西沒有免費開放，也查詢不到。”因此，許多P2P平臺不得不開展線下的盡職調查。征信成本高企，從而推高了貸款利率。
以點融網為例，其平臺上需要融資的個人占到一半以上，剩下的是小微企業。剛上線時，點融網對借款用戶的審批率只有20%左右，該數字甚至一度低到14%。經過小心翼翼的嘗試，公司計劃將審批率慢慢提升到30%。
假使一家小微企業需要申請貸款，點融網會實地考察其每天的經營流程，查看老板個人的資信，“比如看他有沒有經常拖欠信用卡、拖欠網貸等等。”通過這些數據，公司試圖對企業的風險進行考評。
通常情況下，點融網會根據企業或個人的收入水平、資產情況、借款用途、借款期限、借款金額等，在一個綜合的打分體系內進行打分。資質較好的小微企業，年貸款利率大約在14%-15%，資質差一些的，年貸款利率接近17%-18%。對于個人，點融網給出的年貸款利率一般接近或超過20%、
“任何一個人群或行業，一旦發生壞賬的臨界風險，我下個月就可以提高這個行業的利率，甚至我可以按周來提高某個行業的利率。”點融網CEO郭宇航稱。這樣一來，高利率扣除壞賬率及平臺的合理利潤，依然能剩下可觀的回報分配給投資人。據悉，公司每周都會對過去一周、一個月內發生的新增逾期和壞賬進行全面回顧，找出問題的原因后，在新的利率定價中予以體現。
另一家P2P公司拍拍貸，則會根據用戶提交的資料及其在網絡上的行為記錄，將客戶分為幾個細分群體，并為其制定相應的貸款利率。拍拍貸CEO張俊稱，公司除了了解借款申請人的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收入、負債等基本情況外，還會在新浪微博、Qzone等社交網絡上觀察借款人的留言，同時分析其在拍拍貸網站的瀏覽行為。這樣一來，針對單個申請人，拍拍貸最多可以收集到400個左右的特征信息。在此基礎上，用戶的情況被代入相應的貸款模型，從而計算出他的信用等級。
即便如此，點融網和拍拍貸依然無法避免平臺上的違約和逾期。一些借款人會在經歷催收之后將貸款歸還，還有一些則涉嫌故意騙貸。點融網甚至發現，有些小微企業能按時還銀行的貸款，卻不還點融網上的貸款。
“應該說，征信體系與風險模型的不完善，使我們無法完全杜絕這類違約現象。”拍拍貸CEO張俊告訴記者，“國內有很多領域是數據孤島，比如婚姻、房產狀況等，這為P2P征信帶來了很大不便。此外，貸款模型對于風險的反應是滯后的，這種滯后性同樣會導致風險的增加。”
在此基礎上，違約信息不能進入央行征信，也是P2P平臺違約率和逾期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在郭宇航看來，違約成本低，變相放任了違約者的行為。
“如果民間線下借貸和網絡借貸中的違約信息能夠反向進入央行征信系統，會顯著降低違約現象的發生。”他說道，“這樣不僅能讓借款人提高信用意識，也能為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提供額外的信用信息。”
監管之惑
有業內人士指出，過去很多P2P公司活得滋潤，是由于享有高額利息差，且競爭相對不激烈。打個比方，一家P2P公司給投資人的年化利率為12%，但它每個月從借款人那里拿到的年化利息達60%。這種情況下，盡管壞賬率有時高達10%，但高額的利息差依然能覆蓋壞賬率，P2P公司也能得以繼續生存。事實上，只要P2P公司給出的收益率高于余額寶，就會有大量人群購買P2P產品。
但高收益的光環下，風險正逐漸累積。很多時候，借款人的需求在12個月以上，但大多數投資人從風控角度更愿意投資期限較短的平臺。于是，一些P2P平臺在聚集資金后，通過短存長貸的方式拆標進行資金錯配，形成了所謂的“資金池”。這其中，往往醞釀著巨大的流動性風險。
進一步說，一些P2P平臺借用新資金應付到期項目，一旦流入資金少于流出資金，平臺游戲也就隨之結束了。
吊詭的是，只要平臺還未發生資金斷裂，這些P2P們便依舊迅速地“攻城略地”。在謝平眼里，這種現象并不奇怪——因為互聯網的業務模式與金融機構強調的安全性之間，有著天然的沖突。
“互聯網強調的是先行者優勢、贏家通吃和邊際成本遞減，這使得P2P平臺有做流量和規模擴張的內在需求。”他表示，“為了擴大規模，一些網站不得不采取本金擔保、設置風險準備金、對接理財資金池等，這些都會觸及到監管紅線。”
換言之，不少P2P網站正處在“糾結”的狀態，“因為一個網站做不到規模就要死，想做規模又沒有信用數據基礎，沒有數據基礎就需要擔保、要做資金池，從而碰到了紅線。”用謝平的話說，有些P2P已經“走出糾結”做大了，但還有大量的P2P處在不大不小的尷尬區間內。這種情況會通過競爭慢慢改善，但眼下，如何有效地監管這個新興行業，成了擺在監管層和所有從業者面前的挑戰。
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長張承惠看來，P2P平臺說到底是一個中介機構，它利用互聯網技術來分析和管理風險，和銀行的管理風險方式有著本質區別。因此，P2P不能參照銀行的模式來監管，那些資本金、存貸比的杠桿要求都不應該有。此外，P2P監管的另一個重點在于防欺詐、反洗錢，防止P2P 平臺利用資金池進行違法違規的操作。
“在此基礎上，建立行業的規范非常重要。”她指出，這種規范涵蓋兩個方面，一是對P2P公司的日常經營指標制定一個全國統一的標準，比如違約率應該怎樣計算。眼下，每個公司都有不同的計算方法，導致這些數據不能真實反映每家公司的經營狀況。二是規范信息的透明度。
謝平則表示，數據基礎與外部監管是P2P網貸健康發展的前提條件，兩者此消彼長，其中數據基礎更重要。換言之，當數據基礎不發達的時候，外部監管的比重就會高一些。數據基礎越健全，外部監管也就越放松。
“在英國和美國，P2P公司的門檻是相當低的，一兩萬美元就可以注冊。”謝平稱，“P2P監管的關鍵是信息監管，而不是流動性、資本充足率方面的監管。你把股東、交易程序、管理者公開，把交易記錄備份好，將來可以作為打官司或事后處罰的材料。P2P監管始終要以數據為基礎，而不是設立資金門檻。”
畢竟，P2P網貸的本質，是通過互聯網搭建平臺，提供貸款服務。其本質不屬金融，收入也只能來源于服務項目，比如咨詢管理費、成交費等。“我們現有的監管理論完全是對銀證保這種傳統的機構設置的，不適用于P2P。P2P是IT，一定要從信息、IT、大數據、搜索引擎、充分披露這些角度來考慮P2P的監管。”他說道。
去擔保化
眼下，由于社會信用體系的缺失，國內幾乎所有的P2P公司都承諾本息擔保，不然很難吸引到投資人。但在美國，這樣的擔保形式并不存在。
據悉，國內的P2P擔保模式主要有三種：一是獨立的專業第三方融資擔保機構提供擔保；二是平臺對全部項目提供保障；三是小貸公司、典當行、個人甚至其他企業擔保。
然而，這三種模式并非“無懈可擊”。獨立的第三方擔保機構往往需要收取不菲的費用，這無疑增加了企業的融資成本，降低了回報率；而平臺本身目前并未設置準入門檻，風險識別能力也十分有限。一旦平臺的盈利不足以彌補風險損失，就會造成系統性的風險。在第三種方式中，由于個人和企業沒有擔保資質，同樣不能讓人信服。
這種情況下，多家平臺開始紛紛試水“去擔保化”。
思略特咨詢公司大中華區合伙人徐晉指出，“去擔保化”將是國內P2P網站未來的發展方向，因為平臺扮演的是“信息中介”的角色，沒有必要承擔違約責任，也沒有必要混業經營。否則，平臺的盈利模式將由原先的無風險服務性收入，變為有風險的擔保收入，發展的穩定性將受到極大影響。
“目前很多P2P網站聲稱能做擔保，實際上是假擔保。他們根本就沒有那個資本金去承擔違約的風險。”徐晉稱，“P2P的競爭對手其實是那些信用卡公司，后者一般不會去跟蹤用戶的收支情況，也不會要求擔保，而是計算壞賬的比率并承擔一定風險。”
在此基礎上，不少業內人士認為，真正的P2P交易應該基于信用評級與信用分析，而非擔保。
皖公網安備 34012202340989號
